许多轻罪人员无法正常融入社会 业界呼吁构建轻罪前科消除准则

　　被轻罪前科“拦住”的人生

　　登上视频节目之后，于洋收到了许多骂声，他说自己早有心思预备，“我不是想诉苦，诉苦也没有用，只是想用我的故事去提示一下别人”。

　　11月9日，于洋接受一档网络节目访谈，面临镜头，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的违法本钱到底有多高？”——不能考公等只是最基本的，作业机遇的捆绑才是最直接和显见的价值。

　　以于洋的履历，因为在9年前被判处过10个月有期徒刑的轻罪，他不能从事正规的外卖、快递、保安等作业，身患糖尿病的他也干不了工地上的重活，只能靠接一些处理松点的岗位以及摆摊卖棉袜度日。即便如此，比较于同岗位的其他人，于洋获得的收入也更低，同伴们一个月到手八九千元，他只在4千元左右，“你说我心里能不悲伤？”

　　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早就留心到了这个问题。2021、2022年，他曾两次提交《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除准则的计划》。肖胜方指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历年作业陈说，最高人民法院近五年年均被判处赏罚的违法人高达120万人，假定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群无法正常融入社会，“这无疑会对我国和谐社会制造发生阻滞效果”。

　　窘迫

　　“一年被解雇十几次”

　　前科人员作业有多难？于洋举了自己近一年的履历做比方。本年8月2日：他前往北京面试某买菜渠道的作业，因为有违法记载被回绝；9月1日，他又前往某食品厂从事小时工，干了一天之后被领导解雇，正常160元的日薪，于洋只收到100元。

　　被解雇、被回绝，于洋说自己现已习惯了，“我一年被解雇十几次”。在他看来，群众遍及对违法记载或许构成的影响认知有限，除了保安、教师、公务员这些有清楚规矩前科人员不得从事的作业外，实际上，绝大大都一般作业都不接受有过违法记载的人，“只需企业做背调，一定能查出来”。

　　作为资深“北漂”，于洋对北京的作业商场很熟悉。2007年初中结业后，他从东北老家前往北京务工，那机遇遇许多，比方中日友善医院的保安，“2012年那会儿，一个月有3000块钱，还有伙食补助”。

　　但有了前科往后，全部都发生了改动。出狱后的前两年，尽管底薪不高，但于洋还能找到挣钱门路，那时外卖、同城配送正在快速增长，直到2017年左右，这些作业也初步收紧用人标准，“无违法记载证明”成为挡在他面前的一道坎。

　　2019年，再次回到北京务工时，于洋传闻中日友善医院的保安薪酬涨到了4000元，每个月的餐补也涨到了800元，但这份作业和他现已没了联络，他能够选择的只需单个处理比较松的保安岗位，月薪2500元，每天餐补8元。

　　于洋这些年做过许多极力，他去过海南、山东、广东、浙江、上海，发现不论在哪儿，对“无违法记载证明”的要求相同严。他试曩昔工地、当群演，但因为有糖尿病，工地上的重活他干不了，当群演也只能从事最底层、一天100元不包吃住的那一类，待遇稍好的剧组，都要求群演有艺人证，而获得艺人证则需求无违法记载证明。

　　摆在于洋面前的路还有两条，自己做些小生意或找个体户老板打零工。前一条路，于洋尝试过，但失利了，还亏了好几万创业钱。后一条路，于洋探求了好久，最近总算迎来起色——一位个体户老板乐意给他机遇，让于洋暂时有了安稳的收入。

　　违法

　　改动人生的100元

　　关于自己的违法现实，于洋并不避忌。那是2014年，于洋和一个朋友安排十数人进行献血，并从献血的养分补助费中抽取介绍费。

　　《新京报》早年报导过这个案子。2014年6月，于洋赋闲后，得知某社区预备安排义务献血，遂与“社区管事儿”的洽谈，他安排想献血的人，对方将补助给他。此后，于洋初步找献血者，并和朋友洽谈怎样把钱拿回来以及怎样分账——这次献血，补助费是每名献血者500元，献血后，于洋拿50元，剩余的由介绍人抽成，最终到献血者手里只需二三百元。公诉机关以为，应以不合法安排卖血罪清查于洋等人的刑事责任。

　　于洋奉告记者，彼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开脱了规律，“就挣了一人50块钱，一共100块钱”。在他看来，自己是经过正规的社区、采血安排进行献血，直到上了法庭，于洋才明白问题出在抽取介绍费这个环节，“我其时不知道。我犯了罪我认，承当我应该承当的效果”。

　　但他没有想到，10个月的有期徒刑只是是“赎罪”的初步，刑期完毕后，违法前科带来的影响逐渐闪现，于洋失去了许多正常作业的机遇。

　　在接受网络节目访谈往后，于洋收到了许多留言。有网友称自己没有违法记载，一个月也只能赚到3500元左右，驳斥于洋“矫情”。对这些言辞，于洋试过逐一回应：“他们的3500(元)，是在老家或三、四线城市，他们还有机遇去挣6000、7000、8000(元)，但3500(元)是我在北京不论怎样极力也只能抵达的上限，这便是差异。”

　　警醒

　　随同终身的价值

　　节目上，于洋没有对自己的容貌、动态进行任何隐瞒、处理，直面镜头。于洋奉告记者，实际上，节目组曾多次向他主张最好打码等，都被他回绝了，“就求一个实在，骂我就骂我”。

　　节目中，于洋将叙述的中心放在违法本钱上，他说希望经过自己的故事警醒更多人，不要开脱规律红线。

　　作为前科人员，他了解群众和用人单位的“成见”，“你会让一个罪犯给你送外卖、送快递吗？你家大门口的保安有前科你会有安全感吗？”但另一方面，他希望社会能给前科人员中那些希望改过自新的人一个机遇。

　　于洋的履历，并不是孤例。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披露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2022年，全国杀人、绑架掠夺等严峻暴力违法下降逾三成，2021年法院判处的刑事案子中，近85%以上为三年以下刑期的轻刑案子。有媒体将这组数据解读为我国“轻罪时代”来临。

　　对此，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指出，现在，我国具有违法前科的人群巨大，但其间大都为差错违法或较轻的经济违法。这些轻罪违法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但他们在回归社会后都会被打上“罪犯”的痕迹，“违法前科将会随同他们终身”。

　　专家

　　呼吁构建轻罪前科消除准则

　　肖胜方称，现行《刑法》在1979年经过期是“重罪入刑”，但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增加，冲击轻罪的规划不断扩大，刑法条文也不断地增加新的罪名。

　　在他看来，公民一旦具有违法前科，不论是犯重罪仍是轻罪，早年违法的标签都将随同违法人终身，对其往后的求职、作业甚至家庭日子都会发生巨大影响。

　　肖胜方接到过不少与违法前科相关的生计困难的群众求助，比方一名来自河北某市的群众称，自己曾因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二年的赏罚，回归社会后，在求职过程中屡被回绝，日子窘迫。

　　还有一名群众给肖胜方写信求助，说自己曾因容留卖淫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在刑满释放回到家乡时，等候她的是父老乡亲的冷眼，甚至连儿女往后的入户、就读、作业等都因为她的前科记载而受到影响。肖胜方奉告记者，每次阅读这些信，他都心情沉重。

　　肖胜方指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历年作业陈说，最高人民法院近五年年均被判处赏罚的违法人高达120万人。他以为，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群无法正常融入社会，“这无疑会对我国和谐社会制造发生阻滞效果”。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两度提交《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除准则的计划》。在他看来，前科消除准则有利于防范违法，“假定轻罪违法前科能被消除，则意味着这些人回归社会后不会再被社会孤立、丢掉。这类人群会将违法前科的消除视为社会给他们的一次改过自新的机遇，绝大大都人都会抱着感谢之心来回馈社会，这对社会的打开和安稳非常有利”。

　　记者留心到，本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文章《轻罪时代的违法处理及其准则供给》，谈论怎样构建轻罪前科消除准则。文章中，提出了几点关于构建该准则的具体内容，其间包括清楚其适用政策为三年以下的轻罪犯，但对性违法、恐怖活动违法、黑社会性质安排违法等坚持“零忍耐”等。

　　最终，肖胜方呼吁，因为轻罪违法人员数量巨大，针对这一人群的相关准则制造，应当引起各方重视，从速推进落地。